“童年时遭受性侵，对孩子的生理与心理带来的往往是不可挽回、甚至伴随终身的伤害。”刘希娅代表说，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不知如何面对，容易出现抑郁等心理问题，要高度重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事件，保护孩子。

现实告诉我们，国家赔偿的意义在于体现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却不可能为任何人重新书写人生。所以，国家赔偿不能以多少论成败。唯有以司法进步减少和杜绝冤错案的发生，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才是国家赔偿的目的和真义。近年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时有发生。为此，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建议，要建立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预防和发现机制，防患于未然。她建议，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资料库并实现全国联网、公开，与未成年人相关的工作岗位不得录用有性侵犯罪记录者，加强未成年人预防性侵教育，普及防性侵的相关法律知识。

事实上，人生的道路可以曲折，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个人的努力和选择。褚时健在经历了牢狱之后，以70岁高龄再次创造了“褚橙”奇迹。赵作海在获得巨额国家赔偿之后，并没有过上理想中的“幸福生活”，依然要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如意。

保护未成年人，教育是关键。刘希娅代表认为，加强孩子和家长的防护意识、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能力是预防未成年性侵的第一道防线。在道德与法治、健康教育等课堂上，老师教学生认识并学会保护隐私部位、具备基本的两性常识。还可以开展法治课堂，宣讲如何预防性侵、遇到此类情况如何保留证据、报案。在家庭中，家长也应教育孩子与异性相处的方式。通过全社会的广泛宣传和教育，切实提升未成年人防范性侵伤害的能力。

在走访调研中，刘希娅代表发现，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不少是被害人在学校或补习机构的老师等熟人。2019年3月，“女童保护”座谈会发布的《2018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受性侵儿童超过750人。在作案者与受害儿童的关系方面，熟人作案210起，占比66.25%；其中师生关系有71例。比如，某地一名小学校长曾因强奸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出狱后竟然又成为一所国际学校老师，再次利用职务之便猥亵学生。预防未成年人性侵的发生，关键还是要重点关注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人群。

刘希娅代表认为，家庭、学校和社会对未成年人预防性侵的教育不够，未成年人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学校有顾虑，家长不重视，孩子很羞涩。学校害怕此类事件有损学校名声；一些家长可能觉得孩子还小，没有必要进行相关教育；而孩子对于性教育的问题难以启齿。孩子缺乏预防性侵害的知识、自我保护能力和遇上此类事件后的应对处理能力，加上家长监护不到位，导致案件发现难、取证难。案件发生后，被害人往往被诱骗、恐吓，不敢告诉父母，不敢报警，也没有足够的意识和能力获取、保留证据，致使证据灭失。

王晨表示，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提出，采取决定加立法的方式分两步予以推进。

之所以说是不切实际的期待，一方面是因为精神损害国家赔偿虽然不像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赔偿金那样有具体的法定标准，但其同样也有法律规定，不可能凭主观臆想，获得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抚慰金；另一方面是精神损害赔偿除了抚慰金，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还包括“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其他赔偿方式。也就是说，司法机关为修复当事人因冤错案而受损的社会关系所做的各种努力，也是精神损害赔偿的一部分，不是仅有获取现金一种方式才属于精神损害赔偿。

对此，刘希娅代表建议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资料库并实现全国联网、公开。她认为，可以考虑建立近年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资料的专项信息库，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跨省市、跨区域联网和实时更新，实现跨区域查询犯罪记录，解决犯罪嫌疑人异地流窜等问题。由有关部门在信息库中完善性犯罪者的姓名、照片和犯罪事实等内容，向各类幼儿园、中小学、补习机构和培训机构等与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触的单位或部门开放，供这些单位知晓、查询。

比如公众熟知的赵作海案，法院为赵作海提供工作机会，使其自食其力、受人尊重，这也是一种有益且必要的精神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