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探索反家庭暴力分级预警机制，推行家庭暴力强制报告制度，完善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范围和执行保障措施，及时保护家事纠纷受害者，尽力防范家事纠纷引发刑事犯罪。

周延礼、孙洁在提案中表示，在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政策试点过程中，上海、苏州等试点城市反映，试点中存在着税收抵扣流程繁琐、缴费模式缺乏灵活性、参保人和企业人力部门体验不佳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政策部分条款与2019年起全面实施的新个税法存在不相符的情况，建议修改。

李生龙调研发现，家事纠纷易引发刑事犯罪的原因主要有：家事纠纷具有较强的身份性、伦理性和社会性，既涉及情感、亲情等因素，又与财产分配、子女抚养等问题交织，纠纷调处难度大，处置不当极易加深积怨、升级矛盾；防范家事纠纷引发刑事犯罪的法律法规政策待完善；家事纠纷多元防控格局未完全形成，多元化解机制不健全，合力防控家事纠纷引发刑事犯罪的效果待提升；部分群众法律意识淡薄，伦理道德失范，面对婚姻家庭纠纷缺乏理性，忽视法律，最终走向犯罪。

如何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修改？周延礼、孙洁给出了四方面的建议：

(一) 所得类型问题。试点政策规定个人领取环节以“其他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新个税法应税所得项目删去了“其他所得”，建议修改原“其他所得”的表述。

“构建社会化多元防控格局也是重要的一环。”李生龙说，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公检法司履职、妇联组织发挥优势、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婚姻家庭纠纷多元化解格局，共同帮助当事人解决实际困难，修复或重建婚姻家庭关系，促进家事纠纷实质化解。同时，深化拓展网格化服务管理，发挥村镇、社区、街道人民调解员熟悉社情民意的优势，开展线上线下家事纠纷排查调处，抓早抓小及时定纷止争。严格工作考核，将婚姻家庭纠纷防范化解情况纳入各地综治工作考核内容，加大对“民转刑”命案的考核力度，倒逼防控责任落实落细。

(四) 凭证扣除问题。试点政策规定“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和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应及时将相关凭证提供给扣缴单位，作为税前扣除的凭证”。新个税法简化了扣缴凭证管理，因此建议试点政策缴税时可暂不提供凭证，由纳税人留存相关票据，核查时备用。2019年，全国各地因婚姻家庭情感纠纷引发的命案不时见诸媒体，令人痛心。今年以来，类似的恶性案件也时有发生。

在家事审判方面，李生龙建议，应转变家事审判理念，倡导文明进步的婚姻家庭伦理观，更加重视保护当事人人格利益、安全利益和情感利益，努力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稳定，依法保障未成年人、妇女和老年人合法权益。完善心理辅导干预、家事调查、婚姻冷静期、诉前调解、回访帮扶等特别程序，更好发挥家事审判的诊断、修复、治疗作用，促进家事纠纷柔性化解。健全预防家事纠纷“民转刑”工作机制，针对当事人情绪激动、言语极端、行为过激等情形，及时启动安全风险隐患评估程序，加强特殊敏感案件应对措施，避免极端事件发生。

“因婚姻家庭情感等家事纠纷引发杀人、伤害等刑事犯罪时有发生，对新时代社会文明建设提出了新课题。”5月20日，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生龙告诉澎湃新闻，今年两会，他提交《关于预防家事纠纷引发刑事犯罪助力社会文明建设的提案》，建议从完善家事法律法规政策、推进家事审判改革等方面进行探索。

据悉，2018年4月2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发文，确定自5月1日起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试点期限暂定一年。